从"企业主企业"到"经理制企业"的蜕变
按照奈特（1921）的企业家理论，如果某人拥有可以保证支付各种生产要素的合同收入的能力，他可以成为业主式企业家；如果某人并不具有充分的保证能力，但能够说服他人与自己合作共同保证支付合同收入的能力，他可以成为合伙式企业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业主制企业里，资本所有者直接承担风险的现实将迫使业主尽力作出最佳决策方案，但是，随着大规模生产以及由此引发企业内部生产的高度专业化，同时具有高超的经营和管理才能的业主式企业家和合伙式企业家并不多见。奈特由此提出在管理权限和保证责任相分离（但相互对应）的公司制企业里职业型企业家的形成条件和作用机理。在由多元的投资主体所形成的规范化股份公司里，产权权能的分解可以分为相互联系的两个过程：一是无数自然人（原始产权主体）把支配和使用各种资源的权利转交给了法人；二是法人又把资源配置或资产经营的权利交给特定的自然人--经理。也有专家将这种财产支配权向自然人的回归理解为法人授权的延伸（周立群，1998）。我们同样可以认为：经理作为重要的组织角色是实施法人财产权的人格化载体，"经理制企业"的形成是财产支配权向自然人回归的产物。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对采用"业主制企业"模式感兴趣，而谁有资格来充当业主呢？中央和地方两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委）、行业主管部门似乎又都不妥。1997年下半年，部分地方又上演了一幕幕"股份化运动"，从"一股就灵"、"一股就化"最终又走向"一股就了"而草草收场，结果还是没有寻找出合适的业主来支撑国有企业的发展，所有权人格化主体的形象模糊直接导致"所有者缺位"。另一方面，我们对年薪制的本质缺乏认识，对年薪制的负面影响宣传过多，进而引发经理阶层对承担国有企业风险的能动性不足。因此，国有企业股份制公司由"业主制企业"过渡到"经理制企业"尚待时日。
三、从"官商合一"到"官商分离"的蜕变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只能算是行政性配置资源的执行者，被动地、忠实地执行上级主管部门指令是最优选择，他自己并不具备自主地设计生产函数的动机和权利。但是，企业家并不是行政化生产单位的领导者而是发达的商品经济的产物，企业家作用的发挥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相对发达的要素市场（包括资本市场和人才市场），企业家地位的巩固取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进步程度。在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国内企业家与政治官员"一脉相承"的逻辑思维往往导致两种角色错位的意识和实践，其最大危害在于政府官员仍可以不由自主地以行政方式干预企业家成长，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据邹东涛、张晓文对（原）国家体改委信息跟踪联系的30家现代企业试点企业的调查发现：目前，行政性为主的政府或主管部门直接任命董事会人选的企业数有20个，占66.7％，有53.3％的试点企业董事长仍保留了行政级别。同时，30家试点企业中，由政府或主管部门起主导作用产生公司经理的企业数有21家，占70％，有57.7％的公司经理仍保留了行政级别。此时，国有企业运作所遵循的并不是市场原则而是"行政本位原则"（王诚，1999），即行政干预选择原则、权力主导交易原则和组织秩序行政化原则的三位一体组合。
当我们以选择政府官员的标准而选派合乎政府意愿的"厂长经理"时，某种程度上抹杀了"从它"和"从商"的分野，不自觉地助长了********侵吞国有资本收益的行为，要真正让那些带有官员色彩的厂长经理过渡为高度关注成本收益率的"企业家"，是不太现实的。要让国有企业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微观层次上必须要有一大批拥有相对独立地位和自有权益的企业家阶层；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取消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改革思路，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废除企业家报酬"官本位化"，废除企业家报酬与行政官员相对应的职级工资制，努力使企业家的利益相对独立化，使企业家报酬与其经营业绩相联系。当然前提是：国有企业经营者选拔任用制度上，必须将行政化、官员化、终身化的上级政府任命制、委派制，改为市场化、职业化、专业化的董事会聘任制。即便是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考核推荐的优秀人才，也必须按照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的程序进入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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