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公共管理的经济学基础
委托代理理论通常用于分析组织中的科层关系。委托人赋予某个代理人一定的权利，一种代理关系就建立起来了，这个代理人受契约(正式、非正式的)制约代表着委托人的利益，并相应获取某种形式的报酬(埃格特森，1996，p。40)。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冲突与信息不对称是委托代理问题的核心。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经济人假设下，代理人利益与委托人的利益未必一致，他可能去追求个人利益而把委托人的利益放在次要位置甚至以牺牲委托人的利益为代价，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在公共选择领域，选民和政治家、政治家和官僚构成委托代理关系。官僚作为代理人根据显明或隐性契约负责公共服务的供给，必须忠实执行委托人的意愿。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中，由于公共生产的非市场性质、利润激励的缺乏和官僚机构的实际垄断地位，政府机构存在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官僚追求自身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与委托人的利益相冲突。同时，官僚与政治家拥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信息的种类和数量不同，官僚在这种信息不对称中处于优势地位。政治家要减少官僚的投机行为，必须获取足够的信息，这将大大增加代理成本。从而在作为委托人的政治家和作为代理人的官僚之间的契约中，可能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官僚利用其拥有的不对称信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在实质上逃避了委托人的监督和控制。
www.77xue.com的由之，公共选择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官僚机构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垄断地位及派生的信息不对称是政府弊病丛生的根源所在。政府低效、官僚主义等政府失灵现象都可溯源到官僚机构对公共物品生产的垄断及对生产信息的独占优势地位。打破官僚机构的这种垄断地位、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就成为提高政府绩效、消除政府失灵的当然选择。正如缪勒所言，“无论何时，只要可能，政府就会像独家垄断者一样行事；无论何处，只要存在竞争，它就会趋于对效率产生一种有益的影响，这与企业之间竞争的效果是相同的”(缪勒，1999，p。328)。
对市场价值的重新发现和利用是公共选择的核心。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要改善官僚制的运转效率、消除政府失灵的根本途径在于取消任何形式的“公共垄断”，在公共部门中恢复竞争，引入市场、准市场机制。根据其官僚预算最大化模型，尼斯坎宁提出了相应对策：在官僚机构之间引入竞争，打破某些机构对公共服务供给以及对生产成本信息的垄断；重构公共部门的激励结构，激励官僚采取最小化成本策略，而非预算最大化策略，以效率逻辑取代扩张逻辑；将私人市场方法扩大运用到公共服务的生产中，采取签约外包方式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公共选择理论主张分权化、公共组织的小规模化，给予公民“用脚投票”的机会，个人通过在生产公共物品的不同“俱乐部”之间作出进入或退出的选择来促进公共部门之间的竞争，激励它们提高公共物品的生产效率。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设计适当的激励机制，诱导代理人去追求委托人的目标，使其行为符合委托人的利益，达到“激励兼容”。根据公共部门的特性，可以采取以下途径来减少官僚的机会主义行为：其一，缩减政府规模，将公共服务签约外包。一般而言，私营部门委托代理问题比公共部门的较轻。通过供给生产相分离、签约外包等方式可以将公共部门委托代理问题转移到私营部门中去，从而减少公共部门的委托代理问题；其二，加强监督，获取代理人所掌握的信息，降低其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抑制代理人的机会主义动机。同时，强化有利益冲突的个人或部门之间的竞争。竞争能减少委托人所面临的代理成本，而提高代理人从事投机行为的成本；其三，制定激励契约。固定报酬制度不能对个体产生有效的激励效果，反而会强化官僚的偷懒动机。采取绩效工资制可以有效激励个人，实现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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